配资网站查询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是＂物质财富＂

导读

如果你只读一本管理学书，那一定是德鲁克的《管理》。它不仅谈方法，更关乎使命与责任——为什么"管理"比经济学更能解释现代社会？为什么组织与人，才是财富与文明的真正基石？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德鲁克，你会重新理解"管理"的重量。

作者 | 包政

原创出品 | 管理智慧

经常被人问起，如何才能弄明白"管理学"？本人的经验或建议是，读德鲁克《管理――使命、责任、实践》（1974年）。至于如何才能读懂《管理》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多读几遍，并且带着问题，随时翻阅。《管理》是一本经典之作，是管理学科的奠基之作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用心体会。

德鲁克撰写《管理》的目的，是要建立一门学科，一门管理学科，一门"经世济民"的学科。这原本是"经济学"的任务，现在已经历史地落到了"管理学"的肩上。德鲁克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前途系于"管理"，系于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有效性。依靠管理的功能，维系组织机体的存在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，这是历史赋予"管理"的一项任务，赋予"管理学"的一项使命。也只有管理、以及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，才能处理复杂的组织过程，确保现代组织机构和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。

德鲁克认为，二战后的25年，一股管理热潮席卷了全球，这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意味着"管理"正成为现代组织机构不可或缺的"功能"；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而伴随我们左右。"组织和管理"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命题。

主流经济学陷入迷途：舍去了最关键命题，即"组织与人"

在人们的观念中，应该是由"经济学"来承担这项使命和任务。所谓"经济学"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门"经世济民"的学问。现代经济学发端于亚当·斯密（Adam Smith，1723—1790），他的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（即《国富论》，1776年），奠定了经济学科的基础，开启了工业化、进而现代社会的大门，让世人倍感震惊或智力上的启迪。

后来的经济学，主要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，在追求"科学理性"和"学术规范"的过程中，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理论形态；却舍去了人类社会中最关键的命题，即"组织与人"。偏离了亚当·斯密的轨道，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初衷。

亚当·斯密的伟大，在于他能够贴近社会实践，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图景，以及图景中的关键命题，即揭示了财富的本质。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是"物质财富"，是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或商品，而不是重商主义认定的"贵金属货币"。物质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，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商业贸易或交换获得的。扩大国民财富的关键是，在商品交换基础上，深化劳动分工，提高生产效率。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著名的"分工理论"的来源。

自亚当·斯密之后，西方世界在"分工理论"的指导下，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，包括专业化分工，继而动力、机器和技术的应用，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，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，加速了财富的创造。反过来，推动着企业或组织之间"社会分工体系"的深化，以及企业内部"劳动分工体系"的深化。

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，即"企业组织"。经济学要想占据指导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，成为"管理学"的理论基础，必须在"分工理论"的基础上，建立相应的"组织理论"。"企业组织"是连接"社会和资源"的中间环节；按照德鲁克的说法，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，既服务于社会，又服务于人。社会资源的配置，是在"组织实体"中进行的；通过企业组织的有效运作或管理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，创造物质财富。可是，亚当·斯密认为，"企业组织"只是人们追求生产效率的一种结果。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错误论断，导致"经济学"和"管理学"产生分歧，也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终结。

马歇尔（Alfred Marshall，1842—1924）是终结者，他主张通过专业化分工、扩大规模，提高效率，来创造财富。强调"分工、专业化、规模经济或资源配置方式"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。进而，创造了一只"看不见的手"，即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，来调解供求关系，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、流量和流速，实现资源在"生产者之间"的合理配置。

这本身并没有错，马歇尔的错误，在于他没有把"企业组织"当作一个"功能实体"，在于他虚化了"企业组织"的存在；无视"企业组织及其管理"在培养人才，传授知识和技能，深化分工协作体系、协调人际关系和系统创新等方面，对物质财富创造的作用。而在马歇尔那里，"企业组织"是抽象的，抽象掉了"组织与人"的存在形式和内容；企业组织被定义为一种"协调机制"，一种在"思维观念"上存在着的空泛概念，或者是一种资源要素；与"土地、劳动力和资本"等资源要素配置在一起，发挥协调的作用。按照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的观点，管理的协调功能，必须以组织实体为平台；管理作为一种组织的力量，必须依托组织实体，对各种活动及关系进行协调，并使之与环境相适应。

由于马歇尔在分工理论上的发展，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导，使主流经济学在观念上摆脱了"组织实体"的约束，摆脱了社会实践的约束。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"独善其身"的自由意志行事；把"企业组织"抽象为"生产者"，把"组织中的人"抽象为"劳动或劳动力"或可按照"薪酬计价"的劳动力。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研究重心，移向"资源配置"领域，并按照西方科学研究的标准或规范，导入数学分析的方法，进行逻辑实证研究；使经济学的外观形态，变得很像自然科学甚至数学，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、规范而不容置疑。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英国的罗宾斯，对此感到满意，明确限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，即按照人们的目的，把"给定的资源"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；并断言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问题（L. Robbins，1935）。

然而，在那些关注社会命运的学者看来，在博尔丁（Kenneth Boulding）看来，主流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为一门"见物不见人"的"纯学问"，不关心人的社会行为，只关心商品的交易行为。可以说，经济学因无法发展"组织理论"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。

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企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。按照科斯的观点，如果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，企业就没有必要存在。因此，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，依靠管理实现组织内资源的有效配置。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社会再生产循环并不是在"生产者"之间进行的，而是在"企业组织"之间进行的。社会资源实际上控制在企业或企业家，以及经理人员手里。萨伊（J.B.Say，1767—1832）和熊彼得认为，企业家的有组织努力，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环节，是财富创造的关键环节。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来源于组织，来源于组织起来的力量，来源于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才干和系统创新能力。

管理学对企业组织功能的重视："看得见的手"

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，"管理学"强调分工理论中更为本质的命题，强调"组织的功能"，强调"企业组织"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。管理学家钱德勒的研究表明，企业的效率，是创造财富的源泉。企业效率来源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"协同"，来源于管理的有效性，而不单纯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方式或专业化分工。

"协同"涉及到人的主观意愿、自由意志和情感诉求，这是企业组织存在的理由，是企业组织的本质特征。换言之，"协同"必须靠管理，"有效协同"则是"管理"的核心命题。依靠管理实现有效协同，是组织或组织起来的力量源泉，是财富创造的内在秘密。为此，钱德勒（Alfred D. Chandler Jr.）把自己的理论，冠名为"看得见的手"，以强调管理功能的重要性，强调建立管理学科、去指导社会实践的必要性。

▲小阿尔弗雷德·D.钱德勒（Alfred D. Chandler Jr.），著有《看得见的手——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》《战略与结构》《规模与范围》等。

德鲁克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。很早就意识到经济学无法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。著有《经济人的终结》（1939年）和《工业人的未来》（1942年），以表达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"非经济学"主张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德鲁克开始意识到"组织理论"的缺失，意识到"组织理论"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"组成部分"；由于这个部分"画面"的缺失，使我们无法在思维中形成一幅完整的图像，并已经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。

德鲁克意识到正在迅速改变着的社会，需要一种贴近现实的"组织理论"，而他的"非经济学"或"政治社会学"主张，也必须找到落脚点，落实到社会的组织机构的形态上。他选择了"企业"作为研究对象，决心从企业组织的内部展开研究，这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。

德鲁克在那里进行了18个月的研究，写成《公司的概念》（1946年），形成了具有"社会学特征"的"现代组织理论"。从此，管理学科有了自己的基础理论，有了"组织与人"的理论，有了内在的统一性。所以，德鲁克曾非常自信地说，自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，自己也成不了一个经济学家。言下之意，他要创立一门"非经济学"理论。

现代组织理论的概念，并非德鲁克的首创或自创。在他着手研究"企业组织"之前，象巴纳德、穆尼和蒂德这些人的著作，都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组织理论，丰富了有关"组织的性质"或"公司的概念"的组织理论。具有完整形态的"组织理论"，首先出自巴纳德（C.I. Barnard，1886—1961）之手，这就是他的《经理人员的职能》（1938年）。尽管德鲁克自称以写作为生，说巴纳德是业余要好；但是巴纳德生于一个有哲学背景的家庭，他的组织理论具有"哲学特征"，是传世之作。

巴纳德认为"组织理论"是一门揭示"组织内协同"规律或原则的学问，这是"管理学"不同于"经济学"的根本分歧所在。"组织理论"的核心内容是有关"协同"的性质、条件和内在机理。认为组织是人们寻求合作的一个自然的结果；人们为了突破个人在"资源和能力"上的限制，追求更好或更高的目标，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的途径，建立协同关系。当这种协同关系有了"共同的目标"和"社会性规则"时，协同关系就逐渐稳定下来，转变为稳定的协同体系，这就是"正式组织"。

巴纳德把"组织"定义为"人的协同行为关系"。认为如果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、满足个人的欲望或动机，就不需要借助于组织的力量；协同就不会发生，组织也就不会产生。由于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，而欲望却是无限的，欲望是有生命的；因此，寻求与他人合作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，协同机会和组织行为就成为常态。一个组织要想存在下去，需要建立相应的条件，包括共同的目标、贡献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；并依靠"社会性规范"，去协调或维持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行为和协同的关系。如果协同不存在了，组织也就瓦解了。建立社会性规范，依靠社会性规范去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，是管理的任务，是经理人的职能。可见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是分不开的，两者构成一门完整的管理学科。组织理论为管理实践，为管理政策、制度、结构、方法、途径和行为规范的确定，提供依据和基础，提供思想、观点和原则。

西蒙看到了巴纳德理论的价值，应用经济学的学术规范，对巴纳德的"组织理论"进行了改造，确立了具有"经济学特征"的组织理论。这就是西蒙《管理行为》（H.A.Simon，1948），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推崇，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其待遇如科斯的《企业的性质》一文（1937年）。似乎经济学界也感到了社会实践的压力，意识到缺少"组织理论"，经济学科是不完整的。可是科斯和西蒙毕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，甚至不是经济学家。最重要的是，科斯和西蒙所揭示的"组织存在的规律"，实质上是"组织存在的原则"、"组织存在的条件"，甚至是"组织存在的理由"；这种"原则、条件或理由"存在于组织成员的心灵之中，最终需要持续的"管理过程"才能得以建立或维持。西蒙的著作《管理行为》有一个副标题，"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"，以表明他对组织的基本理解，即组织力量，一个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组织的力量的来源，不只是"资源配置的方式"，更重要的是依靠管理行为，使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所做出的真心实意的承诺。

西蒙认为，生命的法则是"均衡"，是保持生命体的内在平衡。维持一个组织的生命，关键是保持"价值和贡献"的均衡。包括组织向员工提供"价值"，提供地位、权力、资源、信息、机会、名誉和报酬收入；员工为组织做出"贡献"，贡献出绩效、知识、经验、技术、方法、热情、信念、智慧和思想观念。"价值"来源于组织目标的实现，"贡献"来源于员工目标的实现，来源于员工的利益动机和情感动机的满足。保持"价值和贡献"的均衡，就能维持组织的存在。后来，人们把这思想概括为"价值创造、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"，并认为这是企业组织中的核心命题。

保持组织均衡的关键是，确立并实现共同的目标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确立和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因为，我们无法基于"事实"、只能基于"价值"，对有关"企业命运的整体目标"做出选择；而组织的每个成员有着各自的"价值立场"。共同的目标，需要共同的决策前提，需要共同决策的"价值前提"。换言之，组织成员只能依据共同的"价值前提"，做出共同的目标选择，并愿意为共同目标做出承诺和做出贡献。离开了共同的价值前提，组织成员无法达成共识，无法真心实意做出承诺为共同目标作贡献，组织随之失去力量，表现为管理的脆弱。建立"价值前提"需要时间和过程，需要管理者的介入，需要管理行为的介入。只有经过管理阶层的持续努力，才能逐渐发育出共同决策的"价值前提"，才能使一个组织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。

德鲁克对现代组织与社会生态理解的重塑

德鲁克承认以往有关"组织实体"性质、结构和内在机理的理论，主要是指巴纳德的思想。然而，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"社会实践问题"的理论家，并且具有像亚当·斯密揭示"财富的本质"那样的思维力。他能够并有兴趣从纷杂的现象中，发现关键命题，形成核心概念，即通过揭示"组织的本质及其管理"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。他发现，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，所谓"机构型社会"；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各类组织机构之间进行的，所谓"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"。现代组织是由"全体成员"共同构成的，所谓"员工型社会"；组织成员就是社会成员，组织就是社会中的"一个社区"。

与以往组织理论不同，德鲁克主张"组织"不仅要服务于人，建立和维护内部的协同关系；"组织"还必须服务于社会，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。因此，如同一个组织的"共同目标"，不是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简单加总一样，社会共同的目标也不是各类组织机构目标的简单加总。如同一个组织共同目标的确立一样，社会的共同目标的确立，也不是基于事实的，而是基于价值的。当一个组织在确立共同目标的时候，必须承担起经济成果上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一个百年企业，往往是一个道义集团，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集团。后来德鲁克在《管理》中表达的最重要的管理内涵，即企业的使命；借助于"确立组织使命"这个管理环节，去处理社会、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内在"对立统一"关系；去处理绩效目标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。

一个组织的存在价值和理由，如同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和理由一样，是由为谁作多大贡献决定的，组织的共同目标必须满足于经济贡献和社会责任上的要求，否则，组织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。这种来自于社会及相关组织机构的责任，是先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客观存在的，组织可以对此做出选择，而不可以忽略。组织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器官，组织的功能和表现，必须受到社会机体的约束并满足于社会机体的客观要求，必须按照社会的需要组织起来。至少每一个组织机构必须回答，要使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，应该做些什么，应该有怎样的表现，应该做出何种贡献？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代表社会机体存在的典型组织机构，即工商企业，是先验的，是应社会的需要而生；不能只关心利润，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；利润是企业组织发挥社会功能、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。不能把企业目的定义为"利润最大化"，把公司的性质或概念，理解为"生产者"或"经营者"。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，理解为社会组织或社区的管理者。德鲁克特别强调应该把现在的"商学院"更名为"管理学院"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。强调管理的对象是，员工的成长、组织的机能、企业的价值，或事业的基础；而不是商务、交易或买卖。按照德鲁克的话说，公司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或工作中的人之间的协同关系。

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不可能直接参与"整个社会"的活动，以及直接处理整个社会的诸多复杂关系。因此，一个组织能否把社会责任落到实处，转变为组织的行为，发挥组织的社会功能，关键在于把组织中的人或工作者，当作组织的一个成员，当作一个职工，而不是劳动力或雇工。并按照一个社会的基本信仰和道德准则，把组织成员组织起来，使组织成员能够依托各自服务的组织机构，获得社会的身份和地位，履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，发挥个人的才干，提升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感。只有通过这个过程，一个组织才能为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们的生活品质作贡献，使社会责任落到实处。

以往大规模生产的"组织和管理"实践告诉我们，忽略组织的这个基本性质，忽略工作者的存在，使每一个"工作中的人"不知道工作的意义，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。使他们在丧失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的依托之后，失去了归属感，无法通过企业组织而融入社会，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。相反，他们被边缘化了，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，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。结果使他们无意为企业组织目标承担责任，也无法为社会承担责任；相反，导致产业社会内部大规模的冲突，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，引发整个社会的全面危机。

德鲁克确信自己的组织理论是有价值的，为了把《公司的概念》中的理论思想和价值主张，落到组织形态上去，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，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努力，包括对以往管理实践经验和知识的总结，写成《管理》巨著。《管理》的问世，表明德鲁克已经完成了对社会问题的系统思考，他心目中一个和谐的"政治、经济和社会"图像已经表达出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德鲁克的《管理》，是构建在社会发展的蓝图之上的，至少可以说，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之上的。《管理》的问世，也表明德鲁克已经把组织理论融合到更为系统的"管理学科"之中，使管理学领域，包括管理的方法、手段和技术，以及有关"技术、经济、财务和商务知识"融合在一起，获得了"统一性"，获得在"组织理论"规范下的"统一性"。他所奠基的管理学科、及其管理知识范畴，应该说更加接近管理世界的真相，更加合乎现代组织的发展趋势，更加具有指导"现实和未来"社会实践的意义。

尽管"组织理论"作为一段历史，其外在的"理论形态"已经消失，消失在管理学科的背景之中；然而"组织理论"揭示的基本命题始终没有消失，包括组织的性质或概念。在《公司的概念》出版后40年，德鲁克说，该书中提出的"组织命题"始终存在，而表达这些组织基本命题的"管理内容"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管理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。所以有人说，"现实管理"中的命题，绝大多数伴随着"现代组织"而产生，管理没有新命题。据此可以推论，了解管理学科形成过程中的"组织理论"，掌握有关"组织的基本命题"以及思想、方法和原则，是掌握管理学科的关键，是打开管理学科大门的钥匙。离开了组织理论的基本思维，在我们的头脑中形不成一幅完整的"管理世界"图像。不妨借用孔茨"管理学丛林"的概念，来表达学习管理理论的实际困惑。即离开了"组织理论"的指引，管理学的景象会显得杂乱无章；进入管理学领域，犹如进入丛林冒险，能否学会，全凭运气。

德鲁克建立"组织理论"的最终目的，是要建立一门"管理学科"。在他的思维中，组织作为一个"能动的机体"，其的本质特征在于管理的功能，所谓"管理是组织的一个器官"。认为"管理"如同人体中的器官，主导着组织"功能系统"的运行，比如心脏这个器官，主导着血液循环系统的运行，从而，维持着组织机体的生命，也支持着组织机体的能力和外在表现。管理对一个组织是不可或缺的，决定着一个组织的有效运行，决定着一个组织对社会、对相关组织机构作贡献的实际能力和外在表现。《管理》要展示的是，如何把组织理论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去，如何把组织理论中提出的基本组织原则，转变为管理阶层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使管理行为，包括使命愿景、战略目标、责权结构、计划预算、考核激励和行为规范，合乎社会的发展，合乎组织和成员的根本利益。

德鲁克很清楚，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还很年轻，只能算作一门"新兴学科"，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正等着人们去探索。然而，理论界似乎对此存有疑虑，按照理论科学的标准，管理学还算不上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，许多知识并未得到科学的检验，充其量只能算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人们习惯上把德鲁克归入"经验管理学派"。这是德鲁克非常担心的事情，担心人们忽略《管理》及管理学科的实际地位、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。他一再强调，《管理》中的系统知识和管理技术是有效的，已经得到了管理实践的证明，以及管理专业人士的肯定。

西方人经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之后，转向对科学理性或数量理性的崇敬，科学及科研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。主张依靠"理性方法"获取新知识，否认依据"个性权威"获取知识；这对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都是一种挑战。在西方人的观念中，任何一门学科都要合乎科学的标准或规范，而西人科学观是十分苛刻的，相信真理或正确的知识，源于方法的科学性或严谨性。以至于有人把"科学"定义为一种方法甚或一种数学方法，一种学习和理解客观事物真相（是什么）和成因（为什么）的方法或数学模型。不过，伟大的哲学家罗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有不同的观点，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范畴，而心灵思辨所感兴趣的一切，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。

管理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；管理世界是人们自由创新意志的产物；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，是由人际行为关系构成的；管理世界的秩序和效率，涉及数量理性、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。我们不可能单纯用"逻辑实证的方法"或数学，去求证管理世界的真相及其成因。相反，管理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内在演变的规律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成员乃至社会成员，在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。因此，管理作为一门学科，重要的不是知识的"获取"或知识获取的"方法"，而是"知识的内容"，以及有多少人相信"这些知识"，相信并认真履行"这些知识"中包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。而正确的知识只能源于实践，源于那些真正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组织和组织者，源于他们的伟大实践。

德鲁克认为，管理不仅改变着组织状态，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心灵世界。管理世界的理想图像，是靠管理者的良知（理性知识）、良心（使命信仰）和良策（道德智慧）积极引导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管理是一种实践，而不是一门科学。德鲁克坚信，任何组织只能在全体成员的精神境界范围内成长，管理当局的首要任务就是，帮助组织成员不断提高精神境界。管理的有效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阶层的品格和才能，以及对自己所在社会文化和道德信仰的理解。德鲁克并不认为管理学科的完善可以脱离鲜活的管理实践，借用歌德的话，理论是灰色的，生命之树常青。德鲁克希望现实中的管理者，能够真正承担起社会的责任，在理解现代社会、组织和管理的基础上展开实践，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展开管理实践，为管理学科的建设作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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